长查了一下工作日记，报出日期。一听说是做沼律师从东京站被押走的前一天，刑警禁不住心跳起来。他立即赶回专案组，把保存在那里的担架送到医院去。这时另有三名老练的刑警随同前往。“正是这一副，没错。是我们医院被偷走的那副。”

总务科长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肯定地说。“怎么被偷走的呢？请详细谈一下当时的情形。”刑警们拿出本子，准备做记录。“这副担架和其他担架一起，放在三号楼，靠墙立在门口。”总务科长说着，便领着刑警们去实地勘察。这医院相当大。三号楼是外科。同别的医院一样，楼道的尽头堆放杂物。那副担架也是靠墙立在那里的。

“担架放在这里，突然有人拿走，扛在肩上，从那里出去的。”总务科长指着医院后院的出口处说。

“扛在肩上？”一个刑警反问道“怎么知道的？有人看见吗？”

“有个护士看见的，说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，穿白衬衣黑裤子。大模大样的，护士以为是医院里的杂役。因为医院里勤杂人员很多，互不认识。然后，那个男子便从后院绕到前门，把担架放进等在门门的出租汽车里，自己也坐了进去，车便开走了。”“这也是那个护士看见的？”

“不，是另一个护士。她又那人堂而皇之走出去，当时并没有觉得奇怪。等到十天后，清点物资时才发现。因为是副旧担架，也就没有报警。”

刑警们整理了一份记录，附上示意图，呈报给专案组。担架被盗那天，正是濑沼律师离开东京站的前一天，也是律师在田丸利市家被绑架的第二天。由此可见，这副担架一开始就是为了把律师送出东京站，有目的有计划偷盗的。

“带着担架乘出租汽车，司机该会留下印象的，立即彻查市内各出租汽车公司。”

侦查主任下命令道。不到两天，便查了出来。司机对拿着担架的乘客印象很深。

年轻的司机当即出面作证说：“那个乘客，是在那天下午两点钟，在神田三崎盯上的车。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，穿白衬衣，长相已记不清了。乘到龟泽吁有吉医院。车开进大门里，他下了车，叫我等十分钟。不到十分钟，他扛着担架出来了。

他把担架放在驾驶座旁，自己也坐了进来，让我开回神田。我压根儿以为他是医院里的人哩。到了神田，他叫我在骏河台下停车，他便下了车。我收过车费临开走时，看了他一眼。他把担架竖在地上，两手扶着站在那里。太阳正照在他脸上。看样子像在等别的车。我把车开往银座，没再回头看他。”根据司机的证词，那人在骏河台下打算换乘别的车。于是再向各出租汽车公司调查。别的司机没有接送过拿担架的乘客。

侦查主任说：“没有再乘出租汽车，那准是坐自备汽车。他们怕自备汽车开进医院，车号有可能被别人记住，所以先乘出租汽车，在骏河台下车，约好在那里等候自备汽车。那么附近一带有没有目击者？”这一问不要紧，叫几十个刑警四出查问，结果劳而无功。岂止无人见他乘上自备汽车，甚至也没有注意到穿白衬衣扶着担架的人。这一带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附近是商店街，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。

“线索到此更然中止了。然而，侦查工作正在另一方面秘密进行。所谓秘密，不过是防止消息泄露给报社而且。最近的侦查工作一直是避开新闻记者的耳目进行着的。如果报上将警方的侦查情况—一披露，犯人就有可能了解到警方的作战方案。

这样做弊多利少。当然有时也可以反过来利用报纸，但大多数场合给侦查带来障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