…”她恼怒地说。别人会觉得，我是要她爬回家去。

“嘿，我被耽搁了。”

她的语气非常尖刻：“随你说吧。”

“注意说话的语气，小姑娘。”

但是，过了几分钟之后，足球训练突然又停止了。一辆绿色的大型维护车驶进了运动场，下来了两名头戴防毒面具、套着橡腔手套、身背喷洒器的男子。他们要喷洒杀虫剂之类的东西，每个人当天晚上都被要求远离运动场。

我给尼科尔回了电话，告诉她我们去接她。

“什么时候呀？”

“我们已经在路上了。”

“从小讨厌鬼练球的地方吗？”

“别说了，尼克。”

“为什么他老是占先呢？”

“他并不想占先。”

“不，他就是想。他是一个讨厌鬼。”

“尼科尔…”

“对——不起。”

“我们很快就到。”我停止了通话。如今的孩子成熟得更早了。青少年阶段从１１岁开始。

１点１0分，孩子们回到家里，打开冰箱一阵洗劫。尼科尔抓着一块奶酪开始大嚼。我叫她别吃了；奶酪会使她吃晚饭时没有胃口。接着，我回头摆放餐具。

“晚饭什么时候吃呀？”

“很快。妈妈会要回来的。”

“噢。”她离开片刻，然后又回来了。“她说对不起，她没有打电话，但是，她要晚点回来。”

“什么了我正往摆放在餐桌上的杯子里倒水。

“她说对不起，她没有打电话，但是，她要晚点回来。我刚和她通了电活。”

“真讨厌。”这样的事情真使凡来气。我一直努力不当着孩子们的面发脾气。但是有时却控制不住自己。我叹了一口气。“好吧。”

“我现在真的很饿了，爸爸。”

“叫你弟弟，然后上车，”我说“我们去汽车餐馆。”

那天夜里晚些时候，我抱着小女儿去睡觉，胳膊碰着了放在起居室书橱里的一个相框。它哗啦一声落在地上；我俯身拾起它来。

那是埃里克四岁时和朱丽亚在太阳谷拍摄的照片。他们两人都穿着滑雪服；朱丽亚正在教他滑雪，笑得很开心。

在它旁边是我们结婚１１周年时在科纳拍摄的照片：我穿着色彩鲜艳的夏威夷式衬衣，她的脖子上套着五颜六色的花环，我们在夕阳中亲吻。那次旅行棒极了；事实上，我们很有把握阿曼达就是那时怀上的。我记得，朱丽亚有一天下班回家后问我：“亲爱的，你还记得你说麦太饮料有毒的情形吗？”我回答说：“记得…”于是，她说：“好吧，让我这样说吧。我怀上的是一个姑娘。”我大吃一惊，含在嘴里的汽水一下子冲进了鼻子，我们两人开始哈哈大笑起来，

接着是一张朱丽亚和尼科尔一起做杯形蛋饼的照片。尼科尔当时很小，坐在餐台上时两条小腿还伸不到餐台的边缘。她那时不会超过一岁半。尼科尔皱着眉头专心观看，手上的大勺子里全是湿乎乎的面团，弄得一团糟，而朱丽亚在一旁强忍着笑容。

还有一张我们在科罗拉多州徒步旅行的照片，朱丽亚手里牵着六岁的尼科尔，我的肩上扛着埃里克，我的衬衣领子被汗水弄得黑糊糊——如果我能准确记得当时的情况的话，或者还要更糟，埃里克一定是两岁左右，他仍然裹着尿布。我记得，他觉得在我抱着他在林间小道行走时，他捂着我的眼睛很好玩。

那次徒步旅行的照片滑进了镜框里，它卡在角落里。我轻轻拍了拍镜框，试图把它摆正，但是，它却一动不动。我发现，其他的几张照片要么已经褪色，要么被感光乳剂粘在了玻璃上。没有人费神去管这些照片。

小女儿躺在我的怀抱中，用拳头揉着眼睛。睡觉的时间到了。我把那些照片放回书橱。它们是记录幸福时光的老照片。记录的是另外一种生活。它们现在似乎与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昔日不再，现在，一切都不同了。

现在，整个世界都完全不同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没有动已经摆好了的餐具，那是一种无声的批评。朱丽亚在１0左右回家时一眼就看见了。“对不起，亲爱的。”

“我知道你忙。”我说。